书写滇池百年家族：“留下长辈的故事，比留下骨灰更有意义”
熊景明今年82岁。她的时间，有很多种计算尺度：相比母亲，她已多生活了二十几年，母亲在1973年病逝；祖父和外公的人生长度也不及她，两位长者去世于1951年。新出版的《长辈的故事：滇池百年家族往事》里，老人熊景明却是最小的那一个，她是观察者、讲述者，时代像一层层的浪，一直冲刷到2025年。
故事虽然发生在昆明，但36岁那年，熊景明就搬到了香港。那天去公安局，看到布告板上有自己的名字，获批出境探亲，熊景明当场哭了起来。丈夫是华侨，1975年就去了香港，他们曾在澄江中学共事。
熊景明移居香港的1979年，中美建交，而云南的边境上燃起了战火。熊景明半年后能听粤语，开口讲要晚一些。她看香港的广告找工作，应聘教普通话，因为说得不标准，未成功。又经朋友介绍，去一所中学做临时工，带学生排练舞蹈，十几个女生的彝族烟盒舞跳得很好，可惜安慰奖也没拿到。
不久，大学服务中心找内地来港的人访谈，熊景明应征，同时做了美籍华裔学者戴慕珍的助理。“中心”位于亚皆老街155号，专为到香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，1988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，1993年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。刚到“中心”的日子，熊景明从早到晚都听到老式打字机“嗒嗒嗒嗒”的声音，年轻的博士生们来自美国、印度、日本，见面讨论的话题都是中国，遇到有人从内地来港，大家便好奇地问这问那。
从1988年起，熊景明担任“中心”的助理主任，管理日常事务，拓展馆藏，维系学术网络，直到2007年退休。傅高义、秦晖等学者曾来“中心”访学。21世纪以来，“中心”收集了六千余册回忆录、家族史、自传、日记、照片，成为中国民间历史档案的重镇。而熊景明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写作者，继《家在云之南》后，《长辈的故事》是她的第二部家族史著作。对她来说，“留下长辈的故事，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”。
不同于宏大叙事或理论研究，她想让故事本身提出问题。“我哪里有资格提供答案，世界上很多事情也没有答案。”熊景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熊景明近照。受访者供图
藏书人王宝珍在深圳办读书会，“云南人都是家乡宝，看《家在云之南》时就深有体会，”王宝珍说，“熊老师对一个城市的最高赞美，无论是北京上海，还是巴黎纽约，都是‘很好很好，仅次于昆明’。”
如今，熊景明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已超过故乡。她频繁往返于两地，退休后，一年可以有几个月时间回春城避暑，跟历史学者林超民一起，在翠湖边办讲座。“回昆明和回香港，我都用‘回’。”她说。
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，熊景明还没回到昆明。从云南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，她先被安排在弥勒县军垦农场劳动，后分配到澄江中学教英语，英语是自学的。陈慧媛是熊景明在澄江中学的学生，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学校原本是西龙潭的一座龙王庙，女生宿舍在大殿，男生宿舍在配殿，塑像在“破四旧”时已被捣毁。教室的土基是老师和学生们一挑一铲建的，然后再由工人砌墙。平时除了上课，还要劳动、种菜。后来成了熊景明丈夫的李老师，原本是学农学的，因为学校已经有了农业老师，他便被安排教体育。
那时，熊景明的母亲已卧病多年，病情开始恶化，出现心力衰竭、肝硬化，她日夜煎熬，但顽强地撑着，因为她一旦咽气，景明和弟弟景泰便会失去调回昆明的理由。熊景明回家时，利用父亲的大功率收音机听《英语900句》。对于未来，所有人茫然无知。
1938年，熊景明的哥哥（左）与父母在昆明大观楼公园。受访者供图
“眼光应该放长些”
熊景明、林超民、陈慧媛求学的云南大学，现为云南大学东陆校区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父亲熊蕴石留下了两份特殊的“个人传记”。其一，是1956年应昆明市委组织部要求，为入党申请而写的自传，父亲是旧官僚家庭出身，成分不好，党组织希望吸收一批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入，对他有意，然而这部自传最终并没交上去，而是和其他重要文件被一起锁在抽屉，熊景明至今不知何故；其二，是“文革”中在牛棚里写成的七八万字交代。1990年代，父亲将许多文件，包括满满十多本笔记烧了，却完整留下了这份交代。
“我的女儿有一次对我说，她读了五年俄语，毕业后用不上，是白读了。我表面上对她说，就是敌国的文化也要学，只要学得好就会有用。实际上我心里在想，眼光应该放长些，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……我的二儿子自学英文，我也鼓励他好好地学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，他们都在家里时，我特地找我的表妹借来一部英文打字机给他们学打字，他们都学会了。我还买了一部答录机，借来外语教学唱片，帮助他们校正发音。”
这段教儿女学外语的经历，便出自父亲的交代材料。
1962年9月，熊景明和林超民同届考入了云南大学，分别在外语系和历史系。林超民坐车从家乡腾冲到省城，花了5天时间。当年，云大8个系仅招生486人，只有1960年招生人数的四成。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后，采用宁缺毋滥原则，缩减招生。熊景明很快担任了校舞蹈队队长，在文艺汇演中唱苏联歌曲，跳民族舞蹈，在林超民的印象中，能歌善舞的她引人注目。
熊景明的俄语专业“毕业后用不上”的抱怨，有迹可循。林超民回忆，大二刚开学，所有学生就被叫到操场上听高音喇叭里对“苏联修正主义”的批判，云大校园植物繁茂，听广播时，蚊虫的叮咬令他难耐。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批评“苏修”的公开信，分9次播出，林超民感到巨大的心灵冲击。
当时重点大学是五年制，62级学生原本在1967年就要毕业分配，但社会正在动荡中，连上一届学生的分配都还没着落。1968年10月，林超民去开远县的军垦农场报到，一个月可以领56元的工资。他一到农场，厂长和政委就对分来的大学生说：“你们来到这儿，只有一条路，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，这是历史必由之路。只有一个专业，为人民服务。”这批大学生要好好“改造思想”，农场规定了“四不准”，不准谈恋爱，不准结婚，不准看专业书，不准探亲。
林超民在农场的工作，除了种甘蔗、种菜、养猪、养鸡鸭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牧马。农场里有几十匹母马和两头公驴，目标是配种骡子。在交通不便的山区，骡子是重要的运输工具。林超民让马自己上荒山吃草觅食，根据巴甫洛夫原理，他训练出了马的条件反射，傍晚时撒点盐巴，再敲打饭盒，马儿便循声从山上下来。回想起农场的经历，林超民一是感叹伙食好，二是钱没有地方花，几年下来存了不少。
在弥勒的军垦农场，熊景明和云南以及外省分来的150多名大学生一起盖房子，建土墙，割茅草。来自农村的几个男生出尽风头，出工前，女生排着队请他们磨镰刀。可无论熊景明的镰刀多快，多努力，每天收工时，背上可怜的一小捆茅草总是令她自卑。茅草屋的椽子、睡的床，都是学生们进山伐木的木料。每间宿舍里，十几张床顺墙对排，中间是过道。
房子建毕，赶上春耕，挖土垡的活不轻，城里的同学没几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。快到休息时最难熬，熊景明的锄头都快举不起来，亚热带的阳光炙烤下，双脚无力，随时就要跌倒。她时不时看看前一天听见休息哨声时，太阳影子落下的地方，但太阳却停住不动。有经验的同学提醒她，锄头不要握得太紧。
每天出工，要举一面红旗，一天轮到熊景明扛旗，收工时下起大雨，湿透的衬衣裹在身上，一个男生想过来帮她举旗，走近，看她一眼，脸突然变得通红。
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”，是城里的大学生从小听惯的、奚落知识分子的词。不过，连熊景明这样的“资产阶级小姐”，经过劳动锻炼，肩膀上也长出了肌肉，肩挑二三十公斤不在话下。但她也会想，难道这辈子要挑下去？
许多同学伤了腰，此后终身受腰椎间盘突出的折磨，而这种创伤，在中国农村人口中十分普遍。几十年后，熊景明在香港时，还做过几次噩梦，梦见自己挑着重担，挣扎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，提心吊胆。
“不爱国，去跳大观楼好了”
滇池边的大观楼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1970年，熊景明从军垦农场分配到澄江中学，林超民来到了西双版纳地区的勐海茶厂。俄语专业的熊景明，被要求教英语。林超民则利用一本俄语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自学俄语，这是他学外语唯一被允许的方式。多年后，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时，林超民正是凭借俄语的底子，取得了优异的外语成绩，回到云南大学读书，直到成为中国第一位民族史博士。
在勐海，林超民是厂里的笔杆子，他总结，勐海的红茶销往外国，是面向世界，砖茶供给藏区和内蒙古，促进民族团结。“相比我分到边疆的茶厂，熊老师分得算好的，澄江离昆明只有60公里，又临海（指邻近抚仙湖），风景很好。”林超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但对于熊景明来说，这60公里，却不是一条可以轻易往返的道路。母亲已卧病在床十几年，令她牵肠挂肚，父亲还在挡雨不遮风的小哨干校，用长满冻疮的手，写“在旧社会的简要历史情况交代”。那时熊景明写给家里的信，开篇都是回不了昆明的原因：“本周回家的计划落空了，教师20号集中学习半个月”；“今天是星期日，但我不能回来，不放假，抢种要搞到25号”……
1971年3月，熊景明家在昆明的四间房被退回单位两间，勒令一周之内搬出，她和弟弟四处托人，总算找到新的住处，那是一个远亲，丈夫死于肺病，空出了一间房。
从澄江中学回昆明，要走5公里到县城搭长途汽车，十分周折。熊景明便在校门口拦驶过的卡车，搭顺风车回去。有时一连经过好多辆，也未必停下。陈慧媛是班上的学生里年纪最小的，她记得有一次熊老师生病，她们所有人都跑去路上堵车，因为担心校医没水平，等熊老师坐上了一辆部队的车，她们才放心，回学校去。
有一年学校的元旦晚会，一个调皮的男生编排了拦车的节目，猪八戒想替唐僧拦顺风车，免得走路辛苦，一会化作老人，一会化作小孩，路过的车都不停，直到化作俊俏的小媳妇，一辆车才停下，学生们哄堂大笑，熊景明却笑不出来。不过，她也有开怀大笑的时候，那是看到有些学生为了记英语单词标注的中文谐音，“China”——“钱难”，“fighter”——“匪特”。
大好青春却前途茫然，熊景明也会生出怨气。有次在家吃饭，讲到“爱国”，她有所抱怨。父亲顿时脸色大变，怒斥道：“你们不爱国，去跳大观楼好了。”大观楼是滇池边一栋清代留下的楼宇，在民国时建成公园，成为昆明人郊游的胜地。“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。”熊景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事实上，父亲从不讲爱国的大道理，哪怕是抗战期间勘察和修建滇缅公路，他也从未以国家、民族的高度来显示自己多了不起，倒是常常讲起路上遇到的土匪、野兽、暴雨、塌方的惊险，以及打猎的趣闻，滇缅公路上的传奇经历，成了一部给熊景明童年的夜晚带来无穷想象的志怪小说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熊景明才意识到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工程，是“中华民族生存的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”。
在《长辈的故事》里，熊景明并不想只记录美好的一面。她经常提起父亲火爆的脾气，“不论我怎样替他开脱，也始终不能原谅他对妈妈发脾气”，“用母亲的话说，父亲发起脾气来像‘扯闪’（昆明话：闪电打雷）”。
同时，熊景明试图理解他性格中的阴影和压抑。1913年，父亲在昆明出生时，这座城市的人口仅7万，新生的喜庆，却伴随着产妇的高烧和14天后的病故。表面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男孩，其实内心充满恐惧，怕他的父亲和继母，怕祖父。大家族里，除了祖母疼他，父亲觉得尽是陌生人。
1927年，父亲14岁，曾去上海的复旦附中就读，借住在他的三叔家。然而这个亲戚待父亲如下人，家里大摆宴席，吩咐父亲在厨房和佣人吃饭。每月去领生活费，都像找他们乞讨。父亲受不了气，两年后退学出走。当时从陆路到云南路途艰险，这个16岁的少年只身乘海船到香港，辗转越南，再经滇越铁路返回昆明。
熊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是清末的进士，曾任丽江知府，她的祖父熊光琦，曾撰写《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》，在澜沧、建水等6个县做过县长。父亲年轻时便喜欢摄影、音乐，搞各种小发明，是昆明最早一批开汽车和摩托车的人。后来成为工程师，担任过昆明市自来水厂厂长，1972年恢复工作后分派在城建局，为建设家乡和国家，兢兢业业工作一生。
位于如今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内的贡院，熊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曾在这里考乡试，中了举人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巨变中的女性
1934年，熊景明父母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为了写作《长辈的故事》，熊景明研究了曾祖父、祖父、外公的经历。曾祖父去世两年后，她出生。祖父、外公去世时，她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。父系的熊家和母系的苏家，都是清末民国的地方精英。熊景明是幸运的，她有丰富的材料去寻找两大家族的历史拼图。
“能够呈现的历史记忆是人类生活的极小一部分，历史记忆也可以推己及人，由此及彼，从可见的部分抵达不可见的部分。”历史学者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唐小兵谈到熊景明的写作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这些云南地方的文化精英大都出身于士绅家庭，传承的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文化传统，而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，又是开风气之先接受了现代的专业化教育，试图用专业知识来改变云南乃至中国社会的面貌。《长辈的故事》里呈现的，是占据社会资源的精英对云南的公共文化责任，而不是垄断资源后对个体利益的扩张。当然，精英也会对自身阶层进行反省，这是他们投身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之一。”
熊景明的外公苏澄，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翻山越岭，步行来到昆明，考入五华山高等学堂，被选派到日本留学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物理、化学。1906年，苏澄成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第一批会员。民国革故鼎新后，他曾在多地做过县长，又在云南省教育厅任职，但不喜官场，生活简朴，晚年立下家规，非不得已，不得请帮佣。
1914年，熊景明的母亲苏尔端出生，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，读到二年级，为陪外公离开省城做县官而肄业。母亲的一生，经历了两场巨大的变革，其一是随着近代的文明开化进程，成为摩登女性，抛头露面，考取大学。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洗礼。少女时代，她热衷于观看歌舞表演，被外婆训斥：“一眼同，百眼同。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？”参加募捐的歌剧义演《天鹅》，母亲反串最小的王子哥哥，当时就读于工业学校、大母亲一岁的父亲，在剧中男扮女装，饰演让人啼笑皆非的“三只蝴蝶”，两人由此相识、结婚。
母亲的苏家，要比父亲的熊家气氛温馨、轻松许多。对熊景明来说，童年的昆明就是她的伊甸园，此后她经历的所有艰难、波折、人生阅历，都像是一个离开乐园的人，在不断追忆神圣生命的源头，从中汲取力量，安放生活的重与轻。这个童年的乐园，在熊景明对外婆家的怀念中依稀浮现，“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，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，去吃好东西”，温暖的大家庭芳草碧树，门口的紫藤花，沿墙根的美人蕉、兰花、梨树、柿树、银杏、缅桂、红梅，以及阳光普照之下簇拥、疼爱她的姨妈们，恍如隔世。母亲教熊景明唱：“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清洁、美丽又安康；兄弟姐妹多和睦，父亲母亲都健康……”
外婆家的这个花园位于塘子巷，名叫涤园，2025年春天，南方周末记者在昆明寻访其旧址时，除了一个地铁站名聊作纪念，故园已片瓦不存，难觅踪迹。塘子巷地铁口高楼林立，街心花园里，银发的老人坐着晒太阳。路边的流动摊贩在售卖小吃。一位摊贩的主人，大约五六十岁的女性，看到有人在街上拍照，拍到了她的摊位，过来大声斥责，引来街边许多店员和市民围观。不变的是，这里依旧阳光灿烂，花草葱茏。
塘子巷附近现在高楼林立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乐园的消散始于两件大事：1951年，68岁的外公自称“年老赋闲”，“无心人世”，突然服下一瓶安眠药离去；1955年，41岁的母亲因心力衰竭住进医院，两年后出院，在家卧床直至1973年去世。病倒前，母亲在昆明市卫生局门诊部做会计，几年来没算错一分钱。熊景明习惯了妈妈不回家吃晚饭，天黑后她忙完回来，用开水泡冷饭，再嚼一口红糖佐餐，每晚如此。
除了上班，母亲要频繁参加政治学习，她在笔记本上用工整、秀丽的钢笔字，写得密密麻麻，从国际到国内，从北京到云南，从斯大林逝世的报告，到“国家为什么要工业化”“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”“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与国家总路线存在什么关系”。越是与工作无关的事，记得越详尽。
曾祖父熊廷权留下《唾玉堂文集》，其中有五篇纪念女性的文章，如《张烈妇传》《桂贞女传》，记录了他的两位弟媳的不幸。张女16岁嫁给曾祖父的弟弟熊廷桂为侧室，丈夫病逝后，她当窗理鬓，服毒药阿芙蓉殉夫，年仅31岁。桂贞女与曾祖父的另一位弟弟熊廷楷订婚，仅两个月，未婚夫病死，她“闻信涕泣，绝食求死不得”，又自缢未果。桂贞女进入熊门守寡，过继了一个男孩由她抚养，不幸男婴没有活下来，她郁郁寡欢，勤力操持家务，去世时年仅22岁。这两个故事，发生在19世纪末的清朝，距今仅有一百多年。
到熊景明的祖母那一代女性，还在受缠足之苦。而曾祖父的长女、三姑奶奶熊韵篁，是昆明女子师范的首届毕业生，在1923年成立于昆明的“天足会”，她担任演讲部长，“通过报纸宣传和演讲，让市民提高认识，抵制缠足陋习”。
2020年，熊景明的女儿带着外孙女，来到丽江黑龙潭公园的山坡上，那里立着熊廷权的功德碑。从熊廷权的两位弟媳，到宣传“天足”的三姑奶奶，到熊景明的母亲，直至熊景明10后的外孙女，岁月悠悠。沧海桑田难以形容仅仅六代女性经历的巨变。但熊景明在香港读人类学学位的时候，她很“怕”gender（性别研究），“可能和我成长的经历有关系，我们家可以说重女轻男，”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在她出生以前，“爸爸妈妈抱着哥哥，都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，他们太想要女孩了。”
大洋彼岸的爱和怕
父亲拍摄的童年熊景明（右）和家人。受访者供图
“海外关系”曾令熊景明如履薄冰。在弥勒的军垦农场，因为军官看档案不够仔细，没留意到“海外关系”一栏她有个舅舅在美国，让她当了副班长。很快，这个“错误”改正，副班长职务撤销了。
1941年，抗日战争胶着，日军飞机频频轰炸大后方昆明，市民惶恐度日。这年8月，云南省政府和西南联大合力开展了一次人才选拔，高中毕业生有资格报名，入选者先在昆明接受两年培训，再派往美国留学。梅贻琦、潘光旦分别担任考试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。1942年5月的笔试，三次被空袭警报打断。考试成绩第二名的19岁年轻人苏尔敬，便是熊景明的三舅。
对三舅来说，两年多预备班勤奋苦学，最大动力便是抗日救亡。1945年，三舅从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，先是拿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化学系学位，继而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，1950年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读博，同时在实验室工作。因为对博士导师的种族歧视忍无可忍，三舅愤而退学，辗转在多地工作，最后来到底特律福特公司做汽车废气污染及控制研究，直到退休。
外公曾与三舅约定，每月通信一封，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政治环境复杂，民航局拒收寄往国外的航空信件。1950年9月，外公两个月未收到三舅的信函，盼望他归国服务，在家书中写道：“雁来再回起秋风，不问山河路塞通。衡门未到绿衣使，断送鱼书望眼空。学成回国何犹豫，不误良机免怨尤……”
很快，抗美援朝开始，跨越太平洋的联络愈发艰难，两年后，再次收到三舅报平安的信件和照片时，外公已去世，外婆把信翻来覆去地读。
1959年起，饥饿在农村蔓延，城市的食品供应也十分紧张，上中学的熊景明因为营养不良，得了水肿病，用大拇指对着肿胀的脚背按下去，一个坑许久无法平复。三舅委托香港的朋友，给他在中国内地的哥哥、姐妹等共9个家庭，定期寄来猪肉和奶油。在熊景明的记忆中，这是他们家连续几年的“救命”包裹。
1973年，中美关系松动，“海外关系”不再成为问题。阔别故土28年后，三舅成了云南省第一位归国探亲的美籍华人。亲戚们家家集中了当月的肉票、豆腐票制作佳肴。政府隆重接待，安排访问工厂、医院、农村。熊景明陪三舅去近郊一个村庄，村委会在地上铺满绿油油的松针，散发清香。三舅回忆起小时候每逢过年，家里堂屋也要铺上松针的情景。母亲去世前，见到了三舅一面。
三舅希望将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，去云南省外事办交涉，对方说没法接受，他便购买了一批英文书籍赠给昆明工学院，之后又几次自费回国讲学，偿还心中漫长的“债务”。
熊景明的七姨苏尔娴却因为阴错阳差来到大洋彼岸，一生耿耿于怀。七姨15岁那年，从课堂上被叫回家，行李都来不及收拾，也没有和姐姐、朋友们告别，便被送上了飞机。那是1948年，曾任杜聿明部队军需处处长的大舅辞去军职，回昆明省亲。他临时买到几张抢手的飞机票，一家三口就要飞去香港，希望带一位小妹妹帮忙照顾他一岁的女儿。七姨最得外公宠爱，但大人们并没跟她商量，便替她作了决定。
后来大舅定居在台湾，七姨被三舅接去美国，在芝加哥结婚生子。直到1980年代，七姨才第一次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回国。家人们觉得她在美国生活优渥，她却一直被15岁推上飞机的惊惶笼罩，与故乡的亲人十分疏离。
1992年，陈慧媛36岁，已从云南大学英语专业毕业，留校任教多年，她申请上了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生，终于圆了留学梦。她拿出当时几乎所有的钱，才买了一张飞往美国的单程机票。陈慧媛在学校的食堂和亚洲图书馆打工，把食堂剩下准备倒掉的食物打包一些回去，第二天当早餐。
两年后回国，从香港转机，陈慧媛去看望熊景明，正是熊老师在澄江中学埋下的种子，让她有勇气努力求索。
熊老师问陈慧媛：“你在美国给父母带礼物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怎么行，我带你出去买。”熊景明在香港帮忙挑的一条丝巾，最终戴在了陈慧媛母亲的身上，她每年春天、秋天都戴着，直到2020年去世。
年华易老，翠湖如旧
昆明翠湖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位于云南大学老校区旁的翠湖，是昆明市内的一颗明珠。1934年夏，翠湖边的游泳池落成，举办全省游泳比赛，黄湛夺得自由泳50米、100米两项冠军。黄湛是熊景明的父亲熊蕴石青年时代的好友，两人在云南省公路局桥梁股共事，一起踏勘、抢修滇缅公路。
1944年，黄湛接到任命，接管昆明自来水厂，再次邀请他的熊大哥加入。翠湖中的九龙潭，是水厂重要的水源地之一。两个雄心勃勃的新手彻夜商谈，拟定水厂整顿方案，增加供水提高水质，摸清用户供水及全市管路。黄湛还从驻昆明的美军朋友那里要来不少油管和漂白粉，开始了昆明自来水消毒的创新。
一天晚上，黄湛和熊蕴石聊到十一点多，出门看见空中突然一亮，一颗红色飞行物划过星空。当时飞碟之说盛行，两人激动得久不能寐，心系太空。他们商量要研制出永磁材料，造出地球上第一个飞碟。
然而，厄运降临到了黄湛头上。因为家庭出身和担任过三青团昆明分支主任等职，他于1951年被捕，发配至北大荒海伦农场。而熊景明的父亲被推选为昆明自来水厂厂长。有人做文章从中挑拨，两人的友谊中止。直到1980年代，浑身伤痛的黄湛得到平反，被选为昆明市人大代表，和同为代表的熊蕴石终于重聚，澄清了误会。
1964到1968年间，黄湛带领几位犯人技术员，为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海伦、红光、星火、绥东等十几个大型国营农场，绘制出数百张万分之一的地形图，还主持设计了海十公路和糖醛厂六层高塔、三层厂房。黄湛在晚年回忆录里描述，白天在冰天雪地中丈量土地，中午啃冻得硬硬的干馒头，夜晚在油灯下绘图。冬天冒着零下30至40度的严寒在野外工作，夏天常有暴雨冰雹，到处是沼泽，稍不留意陷进去就是灭顶之灾。
黄湛的回忆录以《宽恕》一章结尾：“我也想不到自己在农场会干得那么卖命。这一片冰冷广袤的流放地，我曾诅咒了半辈子，怎么会对它如此关切？我年轻时的梦想便是用科学技术令中国强盛。当囚犯的三十年，公民之身任职的如今，我在北大荒所做的，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？”
熊蕴石晚年恢复工作后，住在翠湖附近。每天晚饭好了，熊景明在翠湖南路21号的路边等父亲，数路过的自行车，那是他去香港前最后几年的岁月。七十多岁时，熊蕴石养成两大爱好，去家门口的市图书馆读小说，买来一辆轻便摩托车在闹市风驰电掣。一次他去修车行，师傅说：“这是什么世道，车坏了要自己的爷爷推来修！”
陈慧媛年轻时见过熊蕴石，熊蕴石听到她说起街边的乞丐，告诫道：“千万不要看不起乞丐。”1996年，熊景明搬到香港眺望海湾的寓所，希望接父亲来过冬，享受海光山色。他已办好手续，计划动身时却病倒了，在83岁这年去世。黄湛去世则在2004年，他88岁时，棺木上陈放着书写了他坎坷人生的回忆录。
翠湖边原自来水厂水泵所在地，建起了博物馆。林超民介绍，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，昆明加紧修建地下防御工事，不料挖断了翠湖的地下水水源，导致翠湖一度干涸。后来昆明市铺设管道用盘龙江水回灌翠湖，又把污水处理厂的水引入湖中，恢复了水域。
2021年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重组，关闭，保留了一部分图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。熊景明和林超民在翠湖边办的小讲堂倒煞是热闹，她说，“天下无乐土，自己建绿洲。”林超民在小讲堂上讲述云南和昆明的历史，熊景明则倡议更多人写自己的家族史。
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纪念吴文藻、费孝通等学者。近年来，熊景明、林超民在这里举办翠湖小讲堂。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摄
但熊景明并不期待后辈也来写她这一代人的故事，“我绝不会对我女儿说，你要学学我。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有一个内心的驱动力，要有冲动，才会写，这个社会一代和一代不同了，我和我母亲的那种关系，也许不可能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中重新建立，重新找到。”
如今，熊景明童年时那个安静的昆明，早已扩张得繁华、广大，常住人口八百多万，比香港更多。横亘在她的童年和晚年之间的漫长岁月，也横亘在每一处被修改、涂抹、更新的风景里。当一个孩子变成了老人，她的同辈，甚至晚辈，在无可避免地老去。南方周末记者在昆明希望寻访熊景明的一位老友徐老师时，得知她已在2023年去世。不过，林超民说：“不要哀叹人生短暂，我们要自己救自己。《长辈的故事》写的是历史，但给我们的是对未来的启示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
责编 刘悠翔